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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看点】低头的爷爷(散文)

来源:小说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小说纵横

我爷爷本名李茂荣,又因为取字光耀,所以,他活着的时候,大家都叫他李光耀,和过去新加坡的执政李光耀一个名。但他的一生,不但远没有新加坡的执政李光耀光辉闪耀,而且,即使作为一个平凡人,也实在有些坎坷。

在我的印象里,我爷爷的头一直低垂着,抬不起来。

叫不明就里的人看来,我爷爷大概不是性格内向就是有颈椎病。其实,都不是,是脖子里挂尿壶,将颈椎坠坏了。

为什么这样?是因为他被打成右派了。为什么打成右派了?得慢慢说。

解放前,我爷爷领着两个弟弟(我三爷,我四爷)还有他的大儿子——也就是我爹——一起开了一个杂货铺,取名为荣茂祥杂货铺。当时,那个铺子,是我们县最大的商铺。因为我爷爷是杂货铺实际上的老板,他不但善经营,又为人和善,人缘很好,所以,我们县城解放后,我爷爷就被推举为县工商联合会主任,要按现在说,也算是正科级干部了。而且,我们县志上明明白白地写着,从解放后一直到1958年,我爷爷一连当了三届人民代表。我看过我们县的《人大志》,那时全县人民代表也就是二三十个人,可见,那时,在我们这个小县里,我爷爷应该算是一个风云人物。小时候,我还看见过爷爷的人民委员证件,还看见过爷爷被聘为县法院陪审员的证书,上面都赫然盖着朱红大印。

但是,好景不长,到“反右派”时,我爷爷就倒了霉。

当时我爷爷是民主人士,县工商联里还有两三个人具有“党员”身份。我爷爷虽然不是党员,却是主任,用今天的话说,是一把手。作为一把手,表面上,那些党员下属得听他的。我爷爷虽然为人忠厚和善,却又为人正直,爱秉公办事,即使是党员,工作有了失误,也照常批评。这本来是很正常的,但是那些被批评的“党员”们,却是鸡肚心肠的小人,挨了批评,忌恨在心。

等到反“右派”,那些人觉得机会来了,就兴风作浪,公报私仇,借机报复,说我爷爷批评“党员”就是攻击“党”,又是写揭发材料,又是召开批判会,硬给我爷爷头上扣个“右派”的大帽子。在批斗时,他们又对我爷爷残酷实施暴力手段,其中,往脖子里挂尿壶,就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手段。

那时候的尿壶,陶土烧制的,制作粗糙,壶壁很厚,也就很有重量。据说,给我爷爷挂的,足足有十几斤重,更可恨的是,那些人还往壶里灌尿,不但增加了重量,而且,一罐子尿液就近距离地悬挂在人的鼻子下面,难闻的尿骚味会通过鼻腔直冲五脏六腑,稍微不注意,尿壶晃荡了,也许就有尿液溅到脸上。

我爷爷身高接近一米八,是个高个子,而且,平日走路昂首挺胸,器宇轩昂。他还洁身自好,不吸烟不喝酒,穿得干干净净。

大概那些人平日就很忌恨我爷爷的器宇轩昂和洁身自好,就想了这么个损人的招。你平日里老是昂着头走路,我偏给你脖子上挂个尿壶,坠得你不得不低头;你爱干净,我偏偏让尿整天熏着你。这就不仅仅是肉体的摧残,还有精神的玷污和侮辱。

从我爷爷被打成右派,过去的荣茂祥杂货铺给我们李家带来的,不再是荣耀和阳光,而是屈辱和阴影。

我爹也很快被下放到东关大队,成了农民,他一气之下,偷偷下东北,当了“盲流”。我们全家也由吃商品粮变成了农业户口,成了生产队的社员。我二叔本来在班里是学习尖子,考大学时,成绩够得上名牌本科,却也受我爷爷被打成右派的牵连,等人家都录完了,他才被录了个农业专科学校。气得他差点儿不去上学。

有一次,我正独自一人走着,后面撵来几个与我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孩子,一边在后面拿小砖头瓦块投我,一边喊着:“右派羔儿,右派羔儿!”我心里害怕极了,又觉得极其耻辱,不敢回头,也不敢应声,只是撒腿就跑,跑到家里,才慢慢稳下神来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我的爷爷被打成右派以后,一般都是不苟言笑的。我想,这一定跟他内心被打成右派的精神痛苦有关。但是,偶尔,就像长期阴霾天里偶尔的霞光突现,我也能看见他的笑容。记得最清楚的,是有一年的大年初一。大早晨,我脱掉了棉衣,换上春秋天穿的衣服,去爷爷屋里。我之所以穿那么薄的衣服,是因为觉得春节来临就意味着春天来了,就应该换衣服。而且,我穿了一个冬天几乎没有换洗过的棉裤棉袄,实在是又脏又破,换成春秋天穿的,也图个新鲜干净。新鲜是新鲜了,但是却抗不住依然凛冽的寒冷,走进我爷爷屋里不一会儿,我就缩肩耷背,身子哆嗦起来。我爷爷看见我受冻的样子,微微笑着说:“傻三儿,穿恁薄,不冷啊?”然后,又劝我,“赶紧换上棉裤棉袄吧!”爷爷微笑的时候,眼睛微微眯缝,却又闪烁着慈爱的目光,眉毛微微低垂,微微笑意在满脸洋溢,就使他看起来特别慈祥而和蔼,像极了庙里那张释迦摩尼佛祖的笑脸。

我爷爷大概在一九六二年接到通知,说是被摘去了右派帽子,恢复公职,到一个小店铺里去当营业员。那店铺叫向阳门市部,有两间门面。店铺里就两个人,另一个人是女的,本是县剧团的戏剧演员,唱小生的,唱坏了嗓子,转行去当营业员。我爷爷一直在那个小店铺里工作到退休。

有时候,我偶然去那里去玩。在我的印象中,爷爷一直没有大声说过话,有人来买东西,爷爷都是一脸和气,微笑着面对顾客。那位改行的女演员倒是大声大气,有时还和顾客吵上一两架。还得我爷爷出面笑着协调,陪着小心,两面都不敢得罪,一直到两面都消气为止。

店铺里有一辆“飞鸽”牌自行车,是店里公用的,除了骑着去办公事,还可以驮载一些小宗货物。店里下了班就没人了,为了安全,平时爷爷下了班,就把它骑到家里,到家就把它锁得紧紧的,家里人谁也不让骑。谁一说骑,他就说,那是公家的,能随便骑吗?

那个时代的许多人,公私分明;不像现在的人,开着公家的车,照样可以堂而皇之地接送孩子上学。另一方面,大概也是爷爷谨慎,怕因为这辆自行车的公车私用,再让人抓住什么把柄。

有一段时间,爷爷干脆就把自行车锁在店铺里,谁也不让骑,大概就是为了躲嫌疑。直到后来那辆“飞鸽”被折价卖给爷爷,变成了私家车,我的叔叔哥哥们才有了骑车的机会。我上高中时,学会骑自行车,也多亏了那辆“飞鸽”。

我当时常常有个疑惑,这样一个公私分明的人,谨小慎微的人,怎么会是“右派”呢?我小时候听大人讲过,一些大“右派”是很“大胆”、很“猖狂”、很“反动”的,我爷爷身上可是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呀!

我奶奶驾鹤西去之后,我爷爷跟三叔一家人一口锅。爷爷每天都起得很早,但有一天早晨,三婶做好饭,见爷爷还没起床,就有些奇怪,去到爷爷床边喊他吃饭,不听答应,喊来三叔一起看,原来不知何时已经别离人间。他面目安详,不见有痛苦挣扎的痕迹,只是口角流有血迹。外在迹象表明,爷爷大概是因为高血压导致心脏或者脑血管破裂致死。

我那时尚小,大约刚上高中,但胆子并不小,偷偷地去摸爷爷的手,还有些温热。爷爷的被褥很干净,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皂味儿,他非常爱干净,到死都是如此。

爷爷临死的几年里,有高血压病,经常喝药。记得他每天都喝一碗凉开水,是听来的偏方,说是日本传过来的,能治高血压;还经常吃煮熟的藕块,也说对降血压有好处。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住死神的脚步,爷爷还是在刚过了花甲之年就早早离开我们了。

看起来,爷爷死时并没有承受多大的生理痛苦,但他临死时的精神痛苦究竟如何,我们却不得而知了。可以不容质疑地说,他的高血压与他的悲惨经历一定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他将近一米八的高个子,平时腰板挺直,但一直到死,头却一直低垂着,抬不起来。原因很简单,也很悲惨,是被打成右派时被人在脖子里挂的那一个大尿壶坠的。尿壶里盛满尿,一天天地在脖子里挂着,除了睡觉,都不许摘,日积月累,脖子被压了个大疙瘩,颈椎也弯曲变形,再也直不起来了。

叫人哭笑不得的是,1980年,落实各种冤假错案的时候,我爹和叔叔提出要落实我爷爷的冤案问题;经有关人员调查,才知道,我爷爷的档案上根本没有任何组织下达的关于他被定为“右派”的正式文件,只有一两个人手写的几张所谓揭发材料和发言材料。有关人员无奈地告诉我爹和我叔叔,原则上,我爷爷根本没被组织正式认定过“右派”,所以也不存在组织上再落实和甄别的问题,1962年的“摘帽”,也是一场“误会”以后的“误会”。

原来,我爷爷这个所谓全县最大的“右派”,是个空头“右派”,是个莫须有的“右派”,他的被开除公职,他的被压弯的脖子,他的一连串悲惨遭遇,都成了空穴来风。我爷爷的右派,源自一场荒诞的闹剧!

我爷爷死后,我的一个会画人物像的表哥仿照他生前的一张照片,为他画了一幅遗像。那张遗像,我们至今还保留着。在那张遗像里,我的爷爷依然是释迦摩尼菩萨一般微微含笑,而且,微笑得一脸慈祥和蔼,他活着时候的风光,特别是他受难以后的哀戚,都似乎消融在他的微笑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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